杀戮演绎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

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

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他恐惧了。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前年香港青旅和老板闲聊时，安利一部2013年香港电影节公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关于印尼华人大屠杀，“看完就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偶尔会有那些印尼华侨的片段”，去年有位高知亲戚也推荐了这部。春节开始，想拉小伙伴下水，看过简介后都哈哈拒绝，不忍更不敢。

中午看完发呆了一小时后上IMDB，想知道世界各国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花三小时写篇影评而放弃去影院看《阿拉丁》。

第一篇影评01

第一篇影评02

第一篇影评03

第二篇影评

第三篇影评

努力控制个人情感，让文字不带种族仇恨和个人偏见，只讲述电影本身和他的历史背景来写下这篇文字。

英文名叫《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印尼九·三〇事件。该片在国际各大影节提名、获奖无数，更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

英国版海报

一、 历史背景，苏美冷战时期下的九·三〇事件。

影片里提及的“共产党人”泛指共产党员、华人、左翼人士、反独裁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村民。“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色土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被屠杀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呢？影片里提到的，一年内100万，清洗运动结束后250万。

本片主角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印尼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安瓦尔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安瓦尔述了他的故事，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印尼五戒青年团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

印尼五戒青年团在拍摄杀戮电影

政要集会讲话肯定五戒青年团对国家的贡献

二、美国导演没拍出来的，持续三年的大屠杀从起因到实施到后续都有外力的介入。

英国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美国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三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奥本海默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闻他们的故事，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背后的原动力。

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起初选择从受害者角度讲述这段历史，当用镜头对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时，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奥本海默开始寻访苏门答腊省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着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教父》，会学习影片里杀人手法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四、影片里的表达

影片里屠杀者、支持者、各领域政要，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副总统给gangster（流氓）的定义是free man（自由的人），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政府不便出手直接清洗，免遭国际谴责，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他们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接受专访，像国家英雄一样接受赞誉。

安瓦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喜欢穿着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有种很温馨的画面，儿孙膝下，热爱生命的错觉。

安瓦尔和他的孙子们

而这位老人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他，一个人，杀了一千多人。影片一开始，满头白发的老人步履阑珊带着导演爬上一幢大楼楼顶。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带着笑意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随后，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惬意跳起了恰恰舞。

他们在饰演受害者

影片中其他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他们（印尼五戒青年团）仍都在谈笑风生的讲述当年“英勇事迹”，强奸妇女、儿童，并当享乐般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强奸、杀戮他们，如果让我碰上十四的女孩，那将是她的地狱，我的天堂。”

四十年，早已过诉讼有效期，他们都没有被起诉，他们至今仍掌权。

影片中，当下的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仇视与蔑视并未随时间消逝，他们仍公然勒索华人，而华人敢怒不敢言。

五、电影后续

奥本海默2014年推出续作《沉默之像》。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沉默之象 海报

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些华人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得知道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别遗忘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