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塔枪击案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意义甚至大于它所表现的，但用纪实采访结合真人表演转制动画的形式无疑也是一种创新。剪辑也很不错，循序渐进。老人最后的话很有触动，我们与怪物同行，有些人在思考着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并且实践着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说不来不痛苦，反而是对真相并不了解却指指点点的人才痛苦。

一，故事梗概

1966年8月1号，25岁的工程系学生Charles Whitman 在杀死自己的妻子与母亲后，手持猎枪登上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高塔，随机射杀路人，直至两名警探在熟知校塔内部结构的校园礼品店店员Allen Crum 的协助下将其击毙。事件造成了16人死亡，33人受伤。

二，它是一部纪录片吗

2016年，导演Keith Maitland 采用动态遮罩rotoscoping的动画手法与真实图像结合，制作了这一部关于这一事件的电影。

影片的前半段采用了一套类似于犯罪惊悚片的方式向观众介绍当天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期间夹杂着当事人的采访片段。直到电影进行过半，在经典的point of no return的时段，观众们才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受访者的影像。此时观众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段50年之后的采访，之前所有的声音与画面都是演员所扮演的。

卡雷尔 赖兹和盖文 米勒在 《电影剪接技巧》 一书中写道，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根本区别在于故事片主要表现情节发展，而纪录片则主要阐述主题。显然本片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导演根据当事人口述而合理还原出来的想象，并且导演采用了大量的故事片的表达方式。这显然不符合 让 鲁什 所定义的构成真理电影三大要素， 即 1，直接拍摄真实生活，排斥虚构。（本片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基于现实的虚构，甚至导演将其中一位受害者的幻觉与心情利用动画的方式抽象的表现了出来）2，不要事先编写剧本，不用职业演员 3，影片的摄制组只由三人组成，即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由导演亲自剪辑片底。

但自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关于纪录片的界定就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法则。本片虽然打破了许多传统意义上制作纪录片的方式，但它依然遵循了主观介入，客观记录，真实再现这三种纪录片的通用拍摄手段。所以将本片归类为纪录片是合理的。

三，结尾不常见的处理方式

虽然本片是一部纪录片，但它又如此的特别，尤其是影片的最后两个场景，即画面

1），1966年8月1日案发当晚的奥斯汀当地晚间新闻新闻，主持人在宣读着媒体对这起恶性事件的定义与看法，中间却不停地跳切21世纪左右发生的众多校园袭击案的新闻画面。

2），在2016年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塔楼下，1966年枪击案的两名受害者的动画形象走入镜头，黑幕，影片结束。

与和巴尔什跳华尔兹相似，本部影片的结尾同样挑战了观众对纪录片与动画片的传统认知。不同的是当观众看到和巴尔什跳华尔兹的结尾时会意识到这真的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啊，这些恐怖的事情真的发生过。但这部电影的结尾导演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影片的最后是一段导演主观的总结与想象。

约翰 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界定包含了两层含义，1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再现；2 纪录片再现时要做创造性的处理。没有人要求纪录片导演必须做到百分百的纪实，所以这样的结尾无可厚非。

本文要讨论的是，这是否是一个足够合理且优秀的结尾。

1.需要注意的是，这部电影的采访发生在事件结束的50年之后，任何一部及纪录片都在以某种方式记录着一段特定的历史，当历史的讲述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历史是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方面来看，影片的结尾将时空延续了50年的做法是明智的。如果电影在1966这个年代戛然而止，那么它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就失去了价值。这部纪录片也将从电影降格为一部每天晚上22点在电视台播出20分钟的普通的纪实片。正是由于导演在最后将故事所发生的时空延续到了今时今日，整部影片才与今天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联系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1966年之后校园枪击案仍然层出不穷，这部影片才会有被讨论的意义。

2.影片的倒数第三个场景，当年的女受害者平静的说出了原谅与宽恕。如果影片到此为止，那么整部电影便仅仅局限于当天发生的这一惨剧，所有的感受也都仅仅局限于事件的参与者。而添加了新闻播报员的一段播报和穿插在其中的21世纪仍然在发生的悲剧事件，使得这个问题被放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性问题，在座的每一位观众都变成了惨剧的参与者，制造者或者受害者。

纪录片导演对拍摄对象的认知与阐释不是单向封闭的，而是一个互动开放的过程。而最后的这一结尾显然是打开了互动的大门。观众不再被动的接受导演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他们也有了一个思考的机会。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影片前半段披着一件故事片的外衣，但导演仍然是严格按照纪录片的经典阐释学途径来完成该片的。

首先导演带着自己的质疑与提问向观众一步一步的还原了当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观众在影片中看不到导演的提问，导演刻意将其删除了，这是纪录片增强真实感的普遍做法）。

然后，导演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当事人更深层次的想法。

最后，导演与当事人在循环往复的对话中提升了自己的视界，整部影片得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

可以说，虽然倒数第二个场景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它却是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如果没有它，影片将不会得到升华，它也将变成一则旧闻，观众将无法从中得到反思。

一部纪录片最终的完成，需要观众的参与，因为影片价值的真正体现，有赖于观众的解读，体验和介入。

3.虽然这并不是纪录片的一种通行法则，但是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导演喜欢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中暗示自己的观点。本片也不例外。

这种暗示非常的聪明，通常情况下都是一段可长可短的看似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与之前所有内容都无关的空镜。

在本片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导演罕见的使用了全知视角。观众看到了这个校园中所有的细节，随后影片中最开始中枪的一对情侣走进了镜头，影片结束。如果观众不仔细观察，是无法判断出视频所在的年份的，因为导演并没有添加字幕来提示观众。细心的观众只能从前一个空镜头中的汽车型号和这个镜头中的路人的穿着中发现，啊，这不是1966年，这是2016年。

这正是导演的一个障眼法。

全知视角让观众误以为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但事实上观众完全处在一个全然被动接受的位置，从而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这种视角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叙事的客观性。

为什么导演要让1966年的两个人走在2016年的校园里呢。

在之前的80分钟里，我们看到了所有当事人对此事件的想法，导演也给了观众一个机会来思考，每个观众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通过这几秒钟的镜头，导演在最后一刻隐晦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伴随着德彪西优美的月光，导演在不知不觉的引导观众站在和他一样的立场上。所以这个全知视角其实是导演有意而为之，不论观众是否发现了导演在时空上的猫腻，最后很大可能性都会不自觉的站在和导演相同的价值观上。

纪录片是主观的，带有偏见的，完全客观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导演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并且在我看来非常的高级。

新闻最终都会成为过去。不管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多么罪大恶极的，多么令人怒不可遏的，最终都会过去。它会过去，直到人们对这件事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直到下一代人根本不记得这些事曾经发生过，直到很久以起时，会有人说“好像是有这件事来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可这种事确确实实发生过。确确实实给有些人余下的生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是整个人生，可能就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相交点，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大多数人们都忘了，可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人，他们还记得。就算是当时的事件再怎么被掩埋被曲解被遗忘，他们还记得。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为那些事件留着位置，伴随着负罪感，失去亲人的悲痛感，和亲历事件的痛苦。 所以，永永远远不要对不知情的事件持有任何态度。小小的否认，小小的怀疑，不理解，不尊重，都可能对当时的当事人带来打击。 但，也请求你。 永远不要让遗忘控制你，永远不要冷漠处事，永远不要因为看不到黑暗，就以为世界光芒万丈。 你可以不知情，但是永远，不要否认。 永远不要说“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在看这部影片的开端，还在思考动画的什么鬼，然而随着剧情的迈进，会真的看进去并随着主演开始思考人生。

如果你是旁观者，会上去救人吗？应该不会。我想我应该是不会的。首先是枪击带来的茫然，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所以第一反应，在恐惧之前，会思考发生了什么，而大脑的排斥反应，会让你更长时间陷入迷茫。迷茫之后，应该是恐慌，自保。观察自己所在地区是否安全，自己所在乎的人是否安全。

但是如果倒下的是自己很在意的人呢？应该会死。会大脑空白，不理性冲上去，然而这个时候，不考虑步骤计划，无疑增大了被枪击的概率。

如果是警官呢？应该会理性思考击毙凶手。使命感那时候是最浓烈最充斥血管的时候。警官会认为是合理性，而非是一时冲动。专业性的训练也会大大增加营救本身的概率。

所以那些突破自身限制的人们，无私的英雄们，我们还相信这世上有英雄们，超越本身的恐惧，走在救援的路上。

RITA不顾一切的冲上去关心伤者，不断对话防止孕妇昏迷。所有的一切，不是一两句语言可以说的清。她跑上去之前，该是怎样的精神。

那三个冲上去的警官不是没有恐惧，如他们所说，我很害怕，但是我把害怕放在身后。一切结束，瘫在地上，才重新想起发生了什么。

我们作为观众，看一些真实的事件以及当事者真实的感受是幸运的。

这一切，与使命感是否有什么关系。是否人生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感呢？

除了本片动混式的叙事手法很给人以启发外，印象最深刻便是影片最后，主持人的这段陈词：

“人群之中的病态者，必须归咎于我们这个过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对暴力奇怪地迎合，以及对生命的不尊重。这些都是被我们的政府以贯彻自我防卫为教义，用来教育那些年轻人如何伤害和杀害。当今社会最流行的事物是那些报纸上的卡通漫画、电视节目以及电影。这些事物皆可为犯下的罪行创造新的意义。一个人不知怎的居然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文明被暴力哲学所撼动的时候保持沉默，正所谓强权即公理。从这一点看起来，查尔斯·约瑟夫·惠特曼的罪行即为整个社会的罪行。”

其逻辑简单归结：“社会无视暴力的危害” >> "个体对大环境无从反抗逐渐麻木不仁" >> "孕育出病态者" 。

这话说的是很漂亮了，但对“病态者”使用“罪行”这种词，有意无意的避开了一些事实：不愿接受随机性，不承认反社会的非逻辑性，无法理解天生反骨且后天也无法被训教的可能性。主持人仍然按自己的那套对“社会中个体”的经验和说辞打圆场。

本片前 4/5 的篇幅，都快把“狙击者”描写成了一个 AI 了，没血没肉没情感不吃饭也不用拉屎。这结尾话锋一转又开始用人类社会的法则去审判这个来自德州的 AI。片尾“受害者”单方面声明的“原谅“也是搞笑了。AI 杀人也能叫”作恶“么，你原谅个什么玩意儿。

所以想他妈的和解？没他妈的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