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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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于周浩连拿了两个金马奖，关注度蹭蹭蹭上去，好多次看到有人转载拙作。故特此声明——
转载请注明【本文原载于“澎湃-有戏”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030】
毕竟我是拿过稿费的，所以还是不要太随便了。。。
之前没标注，十分抱歉！
）


在当代华人纪录片导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南方周末及新华社摄影记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带有明鲜明的记者思维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馆》等纪录片中，周浩表现出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采访与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并且他的拍摄具备深度新闻的周密性，可以说是呈报道式的。

新作《棉花》同样秉承了这种新闻记者特有的思维风格。他的镜头跟随了一株棉花的命运，从种植到纺纱到批发至USA的过程，以此展现了“中国制造”下的各个经济环节上的个体命运。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棉花》大致以棉花种植、棉纺厂、牛仔裤生产公司三条主线的交叉剪辑而成。其中棉花种植部分以时间为线，依次经历了种植、摘顶、抬纱、运输等环节进入纺织厂，农民的辛劳与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憧憬，令人唏嘘。棉纺厂的部分则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片子一反周浩过往拍摄的常态，不再具有强戏剧性，而是平淡舒缓，出现大量的抒情镜头。比如在拍摄棉花种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遥望农人接连步入田间构成的线条，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构图与意境。在讲述工人的部分，还运用了许多对人群的俯拍，充满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车的桥段，则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视特写来体现物理上的拥挤，且可引申理解为从事密集劳动力产业对人的心理产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并不算个性鲜明，而是像加了一层滤镜一般，变得模糊，甚至有些符号化。这种符号化，我想并非周浩导演的疏忽，而是一来是早期宏大的拍摄野心导致的必然——拍摄对象与所需素材过多，个体的“戏份”自然减弱；二来，这更是当今的“个体”的客观现实。

在与一名牛仔裤加工工人对话时，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说着“贫富差距太大”，这一镜头被指责“肤浅、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工人的肤浅，也不能指向导演的肤浅，这句话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成了和“吃了吗”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这和人们在饭局中骂腐败，或一遇事就说“体制问题”一样，是压抑至麻木后的一声虚无的叹息，一种对于无法改变的处境的绝望表达。

在观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怀揣着“周浩是左是右”的问题。但当看完全片，我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再重要。

敏感多思的艺术家，往往对劳苦大众充满深挚的同情，却又在对经济的认知上比较天真。卓别林便早已创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这样的影片来探讨资本工业与个人幸福间的关系，对时代的不满毋须多言。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则描绘了小人物在逐金时代的迷茫，却同样在刻画人的贪婪之外，没有超越“跟钱有仇”的层次。另一位同样对劳动者充满爱的“环保电影大师”宫崎骏，早年醉心社会主义，一直到1994年连载完《风之谷》，思想才产生转变。

关心穷人，不能等同于攻击富人或占有资源的人。周浩在关切的镜头之外，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这被一些观众诟病为“妥协”。但假若要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作批判，“剑”又该指向何方呢？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乡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绪化的表述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给出了药方。原《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辉格认为，若要改善农村生活，应当仿效美国，建造人们“按各自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的新型村镇，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在《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写道：“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文中举出了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客户”的特拉华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自治社区雷顿斯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庄的可行性。

事实上，20世纪初美国人掀起的“回归乡村”运动，在江浙沪一带，已隐隐有了苗头。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上海郊区松江的泖港、新浜、叶榭三镇于近年推行了家庭农场试验，以期可辅助缓解城乡失衡问题。

但是，上述这些评论家的构想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举措，是否最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乡镇的生活质感，是否能使工农获得抵御全球化的内心力量？这些仍是难以知晓的，更遑论让一部纪录片来承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任务。

在《棉花》中，周浩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场，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聂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没有说，这些就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纪录片学者吕新雨则评价，这部节奏趋慢的片子，是周浩“最有诗意”的一部作品。

周浩历来抵抗任何标签与过度解读，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后说：“我不是一个改良者，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想，作为记者，周浩的内敛应当并非囿于新闻教学书籍中诸如“记者应客观记录而不表述观点”的设定，或对“直接电影”理论流派的信奉，更非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追溯了整个链条之后、反复体察全球化与土地生存模式间的缝隙之后，走向了无奈的平静。周浩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

全片最感动我的，是女工集体乘坐火车时的一幕。一位纺织女工在众人嬉笑的簇拥中，对着摄像机自信地唱起了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乡亲门才有这吃喝穿
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
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他们裢那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婚来嫁
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
这女子们哪一个不如儿男
唉咳唉咳唉

这一刻的河南话，好听得犹如黄鹂。这一刻的个体，终于在群体的背景下，得到了锐化，却又并不与集体分离。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阵阵的麻，让我终于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无论被稀释成什么样，都是绝无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过程本身一样。

注：《棉花》于6月12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行点映，吕新雨、聂欣如及周浩的部分话语来自点映会现场。

【转载于吕新雨的博客】

周浩做完《棉花》了
    
吕新雨
 
 最近一次见周浩，是刚过去的去年春上，在复旦附近著名小资场域“夏朵”，听他大谈如何贴身拍摄耿彦波，曾经的大同市长，一个有争议的官场人物。听得我呀，恨不得心里长出脚来，马上从蝌蚪变成青蛙。但是，分手前也没忘问一声：《棉花》怎样了？盖因从最初听他谈起这部片子算起，时间着实不短了，现在才知道，前后居然八年。八年了，别提它了。分手后，我的学生领导演去复旦北区男生宿舍住了一宿，这样可以省一天的宿费。
  从粗粝的《厚街》，到《高三》、《龙哥》，以及《差馆》，周浩给人的印象是一身短打的黑衣独行侠，摄影机是贴身藏着的武器，落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在《厚街》和《高三》里，摄影机走的是手术刀的路线，创口不大，但深入社会腹部，切割翻检中，让不为人知的世界在伤口下敞开，都是吃功夫、下力气的苦活儿，周浩是拿生命喂养摄影机，一点取巧的花样都木有。到了《龙哥》，摄影机沦为匕首，社会肌体被大块切割，生猛海腥，也最有争议，导演豁出去拎着脑袋走江湖，这一点当时无人能拼。《差馆》里，改邪归正，周浩成了居家男人，天天去公安分局上下班，摄影机安静了，成了厨房里的餐刀，日常生活依其纹理、按照肥瘦，被一片片削下来，摆在盘里，是为刺身，几乎没有佐料，但辛辣异常。
《棉花》会怎样？熬了八年的老汤，怎么着也得是川味火锅，不是红汤，也得整个老白汤。但，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广式温火煲，所有的料最终都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体中。我疑心那个法国剪辑师，还在汤里兑了些法国奶油。
和周浩以前的片子不一样，我得接受这个现实。孤单英雄般的侠客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温情的老男人，蹲守在镜头后面，像蹲守在屋前晒太阳的闲汉，陪着他的拍摄对象唠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光彩照人的三张脸，在新疆种棉花的内地回族汉子的女儿，逆光下线条硬朗而可心，微笑着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从爸爸手里抱起小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观众会爱上这个对着摄影机说“我要读书”的小女孩；一个是河南私企棉纺厂的车间女工头，应该是私企，如错了，周浩告诉我；她认真地说：做管理工作，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大意如此。一口河南腔，铿锵顿挫。最让我心有戚戚焉，是那位河南村子里的俊俏媳妇，居然已经是三个小不点的妈，三个娃围坐在小矮桌端着饭碗扒饭，那媳妇望着他们的眼神，又痛又爱。丈夫不出去打工，因为舍不得家，现在媳妇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适龄已婚妇女”劳务输出大队，赴新疆当季节摘棉工。临走收拾好家，喂好猪，坐上丈夫的摩托车，又跳下来：蹒跚着从家门口出来的儿子正要去上学，媳妇从口袋里摸出一点钱，塞给小儿子，再走。
火车站上，适龄已婚妇女们从门里、车窗上以各种方式塞满了车厢。火车徐徐开动，男性干部们留在了外面，摄影机上了火车，我知道周浩会这样干。满车的媳妇们，互相关照、依偎在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和行李架上。这里，男性的摄影机是个异类，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够见证这些已婚妇女们的勇敢与豪迈。当媳妇们起哄着要其中一位大婶唱一段，她唱了起来：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种地夜晚来纺线，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你若不相信哪就往身上看，
　　穿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
这样，在咔……咔的火车声里，当镜头从一张张神色各异的“适龄已婚妇女”的脸上掠过，我差一点泪如雨下。
整个《棉花》里，可以看到绿色的小苗苗出土了，压在塑料薄膜里，爸爸带着孩子们蹲在地把它们一棵棵颤巍巍地拨拉出来；可以看到爸爸背着布兜兜趟在绿油油的棉株丛中逐个打尖，但是，很奇怪，没有棉花白了的特写镜头，影片并不赋予棉花以具体的美学形象。片子有人说，它拍的是产业链，从新疆的棉花种植，河南的纺织厂，到广东的牛仔裤生产车间，资本主义全球化席卷了、改变着中国。这一点，产业链最低层的人最有切肤之感，摘一段种棉花的爸爸语录：
发达国家欺负那些小国家，和我们这些事一样。弱肉强食，这很正常。有钱人会欺负穷人，剥削你的劳动力。你不干没办法生存，这就是一种剥削。总感觉毛泽东还可以，邓小平不是个东西。邓来自资本主义家庭，他和老毛的出身就是不一样。虽然这样发展快，但对于我们这样没本事的人，没有留下一条路。我们这样人没办法活，空间越来越小。
能够让这样的农民话语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出现，在今天的独立导演中很罕见。
影片不同空间的并置与推进，这种形式也会使人想起贾樟柯的《无用》、杜海滨的《伞》。但是，不同在于，周浩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野心，整个片子还是单机手持的手工活儿本色，片子有贴身拍摄的亲情感。棉花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异在的资本力量，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不得不因此而改变。但是片子落脚的并不是这个改变有多快，而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抵御。片子结束在种棉花的一家人，爸爸妈妈们围着女儿、儿子用小石籽在作业本上下棋，每个人都笑容温暖，逆光中，音乐慢慢扬起，——一个很保守主义的处理，很保守的美学。最后的镜头回到干燥坚硬的土地上，低角度拍摄挥动铁锹的父亲们的双腿，在他们的脚下，西北的风卷起尘沙飘洒在广阔的田垄上，字幕升了上来。
以一种保守和后退的方式，周浩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代中国一种典型的社会基质胶着状态。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撞击和切割既有的社会肌体，那种彼此扭结在一起肉搏过程中的胶着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肉模糊的存在，从毛孔、从七窍，散发着热气，与外界的石头、水泥混合成为一体，成为当代雕塑。摄影机是雕刻刀，握在新好男人周浩手中。在作为商品的“棉花”所代表的市场经济的宰制下，我们还拥有生命的温度。是的，我们还拥有亲情、友情、传统、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基于其上的政治批评能力，我们并非一无所有，——影片站在了这一边。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周浩的《棉花》看成是妇女儿童片，这个视角与我有关，更与一个社会最温情的存在与意义有关。如果这个社会还活着，还需要活着，退守就是一种纪录的力量。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