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儿女

又是一首歌看一部电影系列，这是一部1964年的电影，比我爸还要大一截那种，和我更完全是不同一个时代的了。所以在观念上难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理解，但也有些东西也应该是可以跨越很长时间亘古不变的。 首先说说打分吧，一星给歌，几代人的记忆了；两分献给最可爱的人，是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今天；还有一星给演员们的努力。说实话有部分演技不敢恭维，但我也能理解，彼时的新中国被外国封锁，不仅优秀的老师和设备进不来，甚至演员连欧美最新的电影都看不了（实事求是，电影一直是欧美的强项，公民凯恩41年就出来了），所以他们无从学习，只能从老大哥和自己之前拍的电影中学习，这样确实会限制演员的发展，所以我能理解他们，而且我也能从一些镜头中看出演员的努力和认真，他们值这一星！ 但有些东西绝不能用时代和科技来掩盖，比如这剧情，我是真无语，就看王成在那里扔炸弹，美军端着枪也不开就往他那里跑，跑上去后枪就扔了要去抱住他。。。把敌人描写得太弱智，一点点也不能显示出英雄的伟大，好像他们去朝鲜是高年级欺负不会还手的低年级同学一样，完全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只会把这场卫国战争的光辉抹掉一些，更对不住那群最可爱的人留在朝鲜战场上的痛苦与血泪。

100周年前夕去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照的

对了，这次还听馆里的讲解员说“向我开炮”是有原型的，而且原型人物并没有死，只是被炮弹震晕昏死在战场上了。纪念馆里还有好多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有些听老师长辈提起过，有些是第一次听说。这次经历很有意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英雄。

特级战斗英雄张桃芳，400多发子弹击毙了两百多个敌人！

推荐大家有时间去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一趟！不需要什么小说的加工，去看看真实的他们，去看看那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人谱写了一段怎样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

巴金在朝鲜与小说《团圆》封面

发布时间：2018-11-13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50年，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开始了。1952年，曹禺受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3月，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与创作人员一同深入到志愿军中采访生活。1953年8月，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给巴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部队生活的两个多月。

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坚守67高地的任务。在指导员、副连长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在危急时刻，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后又大声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心中形成。他在信中告诉夫人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

1961年，经过七八年的沉淀，巴金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团圆》，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转自人民政协报 文/阎泽川）

[责任编辑：吕薇]

来自：团结网http://www.tuanjiebao.com/2018-11/13/content_158478.htm

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文/忠诚 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知道，该电影剧本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小说和影片描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初入朝部队，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入朝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志愿军战斗、生活以及“王芳”与哥哥在战场上相逢，与生父、养父“团圆”的故事。 1、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写明了故事发生在那个部队、虚构“王成”的牺牲时间

著名作家巴金，在小说《团圆》里，写到这么一个历史史实：（‘团圆’，原文一段摘录如下）: “ 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3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 “去年年初（1951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线索，当时我还在师里……”【王主任（王东）的原话】。

1951年年初我志愿军入朝部队有：第19兵团的63、64、65军（1951年2月入朝）；第3兵团的60、12、15军（1951年3月入朝）；第47军（1951年4月入朝）。无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记述的是19兵团、3兵团和第47军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故事。 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简介】：1952年9月18日至 12月5日，以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胡厥文、李明灏、周钦岳等人为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这届慰问团的规模比上届更大，代表性也更为广泛。总团下属的9个分团，除第九分团留在国内慰问志愿军的伤病员外，其他8个分团到达朝鲜前线，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慰问活动。

9月22日，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天津宣布成立。代表团成员听取报告会、前线情况介绍等和入朝前的最后准备，还进行了防空和行军演习。时值10月1日国庆三周年，慰问团全体代表应邀参加了沈阳市的国庆观礼，总团及各分团长还和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一起登上主席台。10月6日晚，各分团乘火车，于7日晨到达安东（今丹东），与志愿军三兵团派来迎接的队伍见了面，双方商定为防敌机空袭，决定8日凌晨3时出发渡过鸭绿江。11月下旬，在完成慰问任务后，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总团于11月30日在天津召开总结大会。分团于12月4日离开天津。

电影《英雄儿女》表述“王成”的牺牲时间及所有影片情节，也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志愿军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的故事，与巴金小说《团圆》是一致的。 综上，如果硬要找“王成”的原型，根据巴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一是，虚构人物“王成”的牺牲时间应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达志愿军部队之前（1952年11月底前）；二是，这个“王成”所在的部队应是志愿军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47军。 2、《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笔下的“王成”写其参加战斗及牺牲虽然很简洁，但却让人回味无穷：“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影片中，“王成呼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拉响爆破筒，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有人说：“《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电影《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前，便来上海拜见巴金（据有关报道，巴金曾向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介绍了他在朝鲜采访过的志愿军英雄的事迹），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毛烽和武兆堤在编导电影《英雄儿女》时，根据巴金小说《团圆》中“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的原型，突出了原著中“王成”的本来面目，参照了小说中赵连长、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集中了众多志愿军英雄们的事迹，塑造了影片中“王成”的高大形象。重塑的“王成”原型，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高喊“向我开炮”，二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两个特点都没脱离巴金写的“…王成在山头勇敢地牺牲了”这一情节。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

有什么关系？在有的人看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想否认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企图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两个“王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没有巴金在朝鲜战场上的采访，就不会有《团圆》这篇小说的刊出;没有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就不会有电影《英雄儿女》中重塑的“王成”；只有小说《团圆》中，“王成…,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句话，才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与敌人同归于尽；只有前者“勇敢”二字，才有后者“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总之，没有巴金这句话，编导就不会把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在最后时刻，描述的英勇顽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这样高大。 3、她（他）们都是“王芳、王成”原型 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几乎都在问：《团圆》是真的吗？现实生活中真有“王芳”和“王成”吗？ 　　解秀梅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一名文工团员，她的经历与“王芳”十分相似，被人常常称之为“王芳”。在朝鲜战场上，她巾帼不让须眉，在前线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佳话，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中，就有她。九十年代，她患重病的消息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总政治部《解放军生活》编辑部发起了“抢救‘王芳’行动”，《英雄儿女》中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亲赴医院看望解秀梅，一时间“王芳”看望“王芳”成为佳话。如今，“王芳”解秀梅已离开了我们。 关于“王芳”原型也有很多，如志愿军首长报道过的王纾、李幼鸾、王坚、张莹珊，更巧的是还有一位与电影“王芳”同名同姓并且是上海籍的志愿军女战士王芳。她们不但有“王芳”的形象，而且有的与巴金合过影，有的受过巴金采访…。由此，各部队都会有”王芳“式的人物。 　　“王成”又是谁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全国各报刊相继刊出有关“王成”的消息，不妨我们先抄录几段： 　　1991年6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是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王英。 　　1993年8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仍然健在，他就是一级人民英雄、原内长山要寒区某团副参谋长秦建彬。 　　1994年1月，某报称：王成这一艺术形象，是根据南京军区某师名叫王万成的志愿军烈士塑造的，并说在该师资料室发现了王万成的照片。 以上几位英雄应该都是“王成”原型，下面一位赵先有烈士是“王成”原型也名副其实。 据有关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巴金曾两次到朝鲜采访，这两次采访分别都到过志愿军65军。国庆3周年之际，正是巴金等作家、音乐家在志愿军65军采访之时。 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召开了庆功大会，我国著名作家、音乐、画家巴金、王莘、胡可、徐光耀、黄谷柳、辛莽等参加了大会。会后到各团采访。

10月5日赵先有等烈士英勇牺牲传遍全军，在志愿军19兵团机关报《抗美前线》，所刊发的日红的文章“在步炮坦联合指挥所里”，报道了六七高地战斗实况。其中，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小通讯员刘顺武两位烈士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也作了报道。

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原赵先有烈士的师政委，1951年2月，随部队入朝），1953年专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后巴同志到582团采访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了解英雄事迹，作家巴金后来特功6连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特功6连吃、住在一处20多天…。作家巴金在特功6连采访直至65军即将回国，巴金两次赴朝采访在我师住了很长时间，体验生活，巴金的小说《团圆》由此产生而奠定基础，小说《团圆》中写的“王芳演唱的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和“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以及“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也是赵先有、刘顺武等烈士和一等功臣关景春的真实写照。 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巴金与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听到或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部队生活的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 原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在《鏖战疆场》回忆录中说:“记得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全面胜利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的开城前线，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要求“向自己阵地开炮”，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完我的介绍，被赵先有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最后，巴老根据赵先友等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悲壮事迹，萌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这一千古绝唱。”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战斗到仅剩下赵先有这位多处受伤的指挥员，手下仅剩通信员刘顺武，面对蜂涌而来的敌人，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炮兵向自己阵地射击。 最后，赵先有和刘顺武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五处负伤的副指导员赵先有已双目失明，通讯员刘顺武也多处负伤，刘顺武代替他的眼睛和腿，向他汇报敌情，连搀带背使他能运动。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 当时，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极啦，赵先有、刘顺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使团长张振川和其他首长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我们的同志还在阵地上，我怎能下令大炮射向自己的同志？”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还说：“故事影片《英雄儿女》曾使千百万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特别是我们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每次看这部电影都是含着一眶热泪！副指导员赵先有和小通讯员刘顺武的英雄行为让人感动，令人震撼！”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军区某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立塑像，1991年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从这个题字看，巴金也认为，他笔下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赵先有。 部队还将赵先有烈士的遗体运送回国，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十位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一个墓区内。 综上，从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以及巴金、毛峰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成、王芳”都是虚构的艺术人物，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那一个具体人。各媒体相继所介绍的“王成”原型，有的可能和“王成”的事迹相似；有的可能在朝鲜战场上被巴金采访过，成为他写小说《团圆》的素材；有的则可能“脸像王成”；有的可能“嘴”像。总之，“王成”是众多英雄的高度概括。所以具有“王成”形象之一的所有志愿军战士，既是“王成”原型也是“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一句话这《英雄赞歌》唱的是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歌，而不是唱的几个人的歌。 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我们与敌人的武器装备相差又是那样的悬殊，而我们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王成”那种精神。因此，在那场让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有几个志愿军战士不是“王成”呢？“王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宣扬“王成”，记住了无数个英雄，缅怀英雄的业绩，发扬英雄的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出现更多“王成”式的战斗英雄。

杨昌鸣翻书

2022-02-06 20:44

抗美援朝中的一曲英雄赞歌

——红色经典影片《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作者：陈辉

《英雄儿女》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战争片。该片由武兆堤执导，毛烽编剧。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

影片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师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为榜样，为战士演出服务。王文清当年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女儿王芳由王成的父亲王复标抚养。最终，她与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成为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视作品。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揭开这部红色经典影片幕后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著名作家巴金与《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没有巴金的小说《团圆》就没有影片《英雄儿女》，有了《英雄儿女》使《团圆》更加为读者所喜爱。”这应该是影片《英雄儿女》第一个幕后故事。

小说 《团圆》的问世，是与巴金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分不开的。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受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3月，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访问团在朝鲜停留的7个月中，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搜集些生活中的素材，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 翻山越岭，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普通的战士身上。 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1953年7月，当听到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巴金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的时间为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

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他的身影穿梭在硝烟中。在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6连，他体验了钻防空洞的险境以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

1952年10月，6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的主攻任务。在指导员、副连长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有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两人。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炮击，并大声喊 ：“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有和刘顺武壮烈牺牲。

巴金到6连所在团采访时，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这为塑造 《团圆》 中王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巴金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位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3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使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听到这个英雄事迹时，巴金落泪了。他后来说：“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

在两次赴朝鲜共约一年的时间里， 巴金的足迹遍及平壤、开城等地和前沿阵地的潮湿坑道，采访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特等功臣”赵先有所在连队、“钢铁战士”张渭良等，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回国后，经过七八年的沉淀，1961年，巴金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团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感人故事。1961年8月，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小说发表后，反响很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过《团圆》后很受感动，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作为文化部年度重点影片搬上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经研究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接到改编《团圆》的任务后， 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秘书的毛烽，并给其打电话谈及此事。

武兆堤从长春给毛烽打电话，让他帮忙改编巴金的小说《团圆》。第二天， 武兆堤就从长春赶到了北京。在宾馆，毛烽看了小说《团圆》后，也为其中的情节所感动，下决心和武兆堤共同改编这部小说。武兆堤找到夏衍，请求其为毛烽请假。夏衍径直找到傅钟，说明了情况。傅钟答应让毛烽去改编剧本。当时，正值夏季，傅钟去北戴河休养。毛烽和武兆堤也到了北戴河，两人躲进宾馆开始正式改编剧本。

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作为整个剧本的主线。小说《团圆》只有3万多字，要把它搬上银幕，绝非易事，改编成剧本的难度较大。但经过他们28天的艰苦奋战，《英雄儿女》剧本终于在北戴河宣告完成。当时没有打印机，武兆堤和毛烽连夜抄写。抄写完剧本后，武兆堤返回长春，把剧本交给长影厂副厂长胡苏。看完后，胡苏连连叫好。

剧本送到夏衍那里，他看后非常高兴，当面对武兆堤和毛烽说：“你们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就改编成这么好的剧本。”夏衍指示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重点拍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剧本送到巴金那里，他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的电 影《英雄儿女》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一天晚上，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王芳的原型有两位

随着影片《英雄儿女》不断深入人心，又出现了王芳的两位原型：一位叫柳岳继，另一位叫解秀梅。

王芳原型柳岳继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一位在河南。

柳岳继1950年参军的时候还不满16周岁，她报考了军队文工团。1951年，柳岳继随志愿军入朝。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进行了43天。战役打响之后，柳岳继等3名文艺兵也参加了战斗，主要是负责救护伤员。在战斗的间隙，柳岳继为战友们缝被子、包饺子。战争结束后， 她转业到了河南。

柳岳继老人说：“有一次，我们在郑州拍一个片子，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别人都没有戴军功章，只有我戴了军功章，就单独采访了我。我讲了上甘岭战役，讲了抗美援朝的故事。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女战士的故事，写完文章让我改。记者写得很好，我没改动一个字。我只在电影 《英雄儿女》王芳原型后面加了两个字‘之一’。王芳是抗美援朝女战士的代表形象，并不属于我一个人。我们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女兵都是王芳。”

王芳原型解秀梅

1932年，解秀梅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于堤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950年2月，18岁的解秀梅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随志愿军第68军前往朝鲜战场。 战场上，解秀梅经常和文工队的战友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阵地前沿，奋不顾身地为战士们演出各种节目，鼓舞士气。 解秀梅不仅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还要给战士们缝补衣服，甚至充当护士。

1951年11月，上级派解秀梅和文工队的几个同志到前线慰问和护理伤员。在手术所，解秀梅对伤员的护理尽心尽责，倾注了全部心血。朝鲜的冬天十分寒冷， 伤员冻伤严重，有伤员双脚冻得红肿， 解秀梅毫不犹豫地把伤员一双冻坏的脚放进自己的怀里取暖。

1951年11月30日，9架敌机在志愿 军的病房附近狂轰滥炸，手术所顿时陷入火海之中。在护理员的帮助下，伤员们都转移了，只剩下605团的一名重伤员——排长李永华还没来得及转移。在手术所门口，解秀梅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她找到李永华后，没有任何犹豫，背起他就往外冲。突然一颗炸弹袭来，解秀梅迅速趴在李永华身上。李永华毫发无损，她却负了伤，胳膊上、手上鲜血直流。为此，志愿军68军领导机关给解秀梅记了一等功。她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荣立一等功的女兵。

1952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草坪上，作为志愿军文工团归国代表，解秀梅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影片《英雄儿女》，让人们记住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记住了洗刷百年耻辱的抗美援朝战争，记住了千千万万个王成式的人民英雄。■

原载《党史博览》2021年10期（转载时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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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我开炮 以革命的名义 朝我开炮  堵住机枪 以革命的名义 堵住机枪  尿道堵塞 以致命的亲吻 保持畅通  甚至在火中 像邱少云那样 一动不动  甚至在桥下 像董存瑞那样 托起炸药  在那些书里 他们永远活着 脸是石头的  在大门关闭之前 现在是免费参观 水泥也开始变硬  太阳不会回来 花朵永远不会 在春天里生长  英雄的名字 在石头的基座上 被人们抛弃了  那些石头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孩子又能怎么办  却没有一只手 捡起地上的分币 交给警察叔叔

这是一篇开展“自我批评”后，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源于我对《金刚川》获得诸多批评谩骂的反应及思考。

首先必须承认，我对国产电影是有私心的、是会偏袒的，假如两部同等质量的影片放在面前，我会对外国片给出相对更客观的评价，而对国产片给予更多好评——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而现在的华语电影比较孱弱，只要不是太烂的片子，我都会下意识地去包容和鼓励。

所以，我给了问题多多的《金刚川》总体积极的评价，甚至于前几天，我对那些铺天盖地恶评是有些不忿的……可现在，我想通了。

通过我上周发布《金刚川》影评后陆续收到的回复，以及这些天的观察，我把针对该片的负面评论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制作角度出发，点明影片粗制滥造、手法劣质等客观存在的硬伤，就电影论电影，算是最容易理解的了；

第二类，否认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意义、反对国内主流舆论观点，因为电影是纪念“立国之战”70周年的献礼片，仅凭这点就开喷；

第三类，认为《金刚川》不配拿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格局小，偏重描绘个人英雄主义的“江湖气”，没有政委也没体现志愿军战士的意志和勇气从何而来，不懂历史并错误表现战场细节，导演管虎还是个“阴阳人”……总之，影片的内核与它的主题很不匹配。

除去不可理喻的第二类，第一类争议完全可以畅所欲言、求同存异，短短几个月的拍摄制作周期已经是电影工业的奇迹，缺憾必然存在，观众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买单。

真正令我深思的是第三类观点。《金刚川》中的志愿军战士确实很顽强、不怕死，几位主要角色的情义也令人动容，但如果我们不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单纯从影片本身出发，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行为缺乏动机，是在机械式地执行任务，这样一来，他们的牺牲也容易落入“卖惨”的语境。

我并不想跟风说什么“中国电影人被外国人带歪了，只会讲个体的伤痛和对战争的反思”，对于正义战争，我们当然不用反思检讨，对于伤痛，我们也没有避讳。

其实这些问题，早在1964年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回答。

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战斗英雄王成牺牲后，他在文工团的妹妹王芳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巨大的震惊和本能地拒绝相信，当意识到哥哥真的死了时，她潸然泪下、情不自已。

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志愿军战士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这也是让观众产生共情的基础。

重头戏在后头。政委王文清让王芳为她哥哥写一首歌，王芳当仁不让，可初稿的效果并不“理想”。

用警卫员小刘的话来说，就是“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小刘属于进入部队后才开始识字读写的年轻战士，太深刻精准的道理他讲不清楚，只能表达自己最直观的感受——不难想象王芳的初稿什么样，肯定是把自己失去哥哥的悲伤痛楚都写进歌里去了。

对于小刘的反馈，王芳起初还有些不理解和不服气：我明明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情感，难道不对吗？

小刘说不明白哪儿不对劲，他从志愿军战士的朴素情感出发，觉得王芳的歌词写得“软不邋遢”，并不是自己渴望听到的歌曲。

两者的情绪都很真切，却不能调到一个频道上去，王芳为了让小刘理解，只能继续强调她的“真”，说“自己是流着泪写完的”。

此时，王文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为什么写他、唱他，为了让大家一起跟你流泪吗？

一定程度上，王芳的初稿应和曾经大行其道的“伤痕文学”很像，都充分强调了伤痛本身，而忽略了对伤痛的深思和它带来的东西——诚然，伤痛是有意义的，描绘伤痛也没什么错，但若文艺作品中只让人看到痛苦，那么，伤痛也就只是伤痛罢了。

王文清的话点醒了王芳，随后她的终稿，便是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英雄赞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在我看来，这两句最核心的歌词实现了情绪升华，因为它突出了牺牲的价值。

战旗美如画，是因为英雄鲜血的浸染（书写），大地春常在，是因为英雄生命的盛开（守护）——没有悲戚凄婉，而是激情高亢的壮美，这是一首赞歌，更是一首战歌，王芳的演唱哀而不伤、精气十足，这样的表达才能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牺牲的意义远不止于死亡。

如今，我们总觉得国产主旋律电影变了味或没了味，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整代电影人和多数观众都已无法充分理解当年那种精神和志向了（甚至是质疑和否认），自然会去追求易懂的或表面化的东西。

就拿“牺牲”来说，个体的趋利避害人人都懂，便有人大谈贪生怕死的“人性”；又或者片面/过度刻画人的牺牲，而忽视了牺牲的目标和意义，便会让人感觉虚假，个人认为，大家反感（厌恶）许多官方的宣教，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失去本心的歪曲解读导致的：自己都不相信，又怎能让别人相信？

须知，牺牲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选择成仁取义的结果，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或目的，为什么牺牲都说不清楚，最后难免会沦为伤春悲秋的哀叹和卖惨。

我并不是想粗暴地讲“现在的电影，不行，过去的电影，行！”事实上，我始终坚持一点：电影只是一种实现商业or艺术诉求的手段，她从来就不应“必须被拍成什么样”，观众们许多想让电影承载的精神，也不该是她的职责，那些拿着反复咀嚼过的标准来提要求的人，显然是太看得起电影了。

当然，尽善尽美的“好电影”不是没有，可那种片子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放到国产主旋律影片上，还得再加一点：现今世面上几乎已经找不到根正苗红的“官盐”，只有各种被打上官戳的“私盐”，质量如何，全看创作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谈那些字面意义上的主旋律片，仅从票房成绩去看，毕竟票房越高说明大家越买账，这是观众们用电影票选出来的“主旋律”。

结果不算“乐观”。

排名第一的《战狼2》，其实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它的下限是一部合格的军事动作片，上限则是主动坦诚爱国情结的抒情片，也正是靠着后者的强力加持，《战狼2》才能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成为国产片之最。

与之类似的还有排名第五的《红海行动》，术业专攻有余，集体信仰的表现则马马虎虎，包括排名第二、把少年心气讲得炉火纯青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无一不是“西体中用”的典范，倘若都按照“从思维到形式全要自主创新”的狭义标准去要求，恐怕这些高票房电影没一部能合格……

排名第三的《流浪地球》或许是个意外。现在越回想，越觉得这部电影的难能可贵，在形象设计、美术风格、故事内容和精神主旨等多个层面，《流浪地球》都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自己的印记，哪怕是抽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能在影片中有相当具体形象的展现。

然而，《流浪地球》并不是抱着“我想宣扬什么”的劲头去拍摄的，那些价值导出是把自己愿意相信的故事说出来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对于国产主旋律片乃至国产主流电影的未来，我依然愿意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现在国内在硬件技术上追赶得很快，也不缺资金支持，《金刚川》的快速成片便是证明；相比之下，真正难以提升的，是不卑不亢的态度和讲好故事的能力，这些东西无法一蹴而就，只能靠时间慢慢去捶打、去磨炼。

电影、电视、动漫等文艺商业创作，不能简单地与谈论历史观点、政治立场等同起来，妄自菲薄固然不好，可我发现另一股正逐渐兴起的风气也需要警醒，那就是盲目地妄自尊大，轻鄙蔑视好莱坞及西方的叙事本领。

在过去还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好莱坞讲（主流通俗）故事的能力都是世界最强的，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国内创作者需要学习的地方。

还是拿“牺牲”举例，去年刚刚登顶全球票房冠军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中就来了一个漂亮的举重若轻，那个打出力挽狂澜响指、牺牲自我拯救世界的钢铁侠，正是十多年前以浪荡不羁花花公子形象登场的托尼·史塔克。

人家一边极尽娱乐、一边彰显着自己的光鲜强大、一边还坐着把全世界的钱挣了，这里面的巨大差距，我们都应该清楚看到。

今时今日，简单复制别人的话语体系搞创作，已不能再轻易满足国内观众日益提升的欣赏水平了，而重唱传统“样板戏”更是会被时代抛弃……未来的路还很长，而且路并不好走，这需要创作者和观众们共同去努力，我相信，新的国产“好电影”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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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的头上还缠着白色绷带，却软缠硬磨让医生放他出了院，还坐上了返回抗美援朝前线战场的汽车。

但团长坚决不同意王成上前线，要求他把伤养好了再说。

在这一场无名高地的攻防战里，中国解放军面对的将是多5倍的敌军，以及必须坚守到下午17:00的艰巨任务。

这必然是一场用生命与鲜血浇灌的惨烈战斗，以及数之不尽的壮烈牺牲。

但王成不愿就这样呆在相对安全的大后方。

他站出来拦住团长，与团长据理力争，用首长说过的话打败首长。

“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 “你还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当4号阵地失去联系时，王成又一次主动站出来。

他孤勇地穿越战场，与战火、硝烟共舞，匍匐前进，成为4号阵地唯一幸存的中国军人。

美国士兵前仆后继地往无名高地上冲，王成唯一能得到的支援就是来自远方的火力部队——炮兵连。

眼看着敌军步步迫近，王成向团长请求炮火支援打得再近一些。

“敌人离我60公尺……再近一点，40公尺，再近5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此时，离下午17:00还有20分钟，而敌军已迫在眉睫。

作为坚守4号阵地的最后一人，王成放置好阻拦敌军步伐的各种弹药，在父亲的照片背后写下遗言：“请王政委转阿芳妹，她去年参军到朝鲜，现在咱们军。”

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王成高声呐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王成尽己所能地阻拦敌人，慷慨就义，从容赴死。

在他喊出这句激励数代国人的经典台词时，观众的情绪被推到了最高点，泪目不已。

电影《英雄儿女》里，作为英雄的王成只存活了短短的27分钟，其无畏的抗美援朝精神与英雄事迹却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主要情节。

但在原著《团圆》里，王成只是一笔带过的小人物。

“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1952年，巴金受邀参加“朝鲜战地创作组”赴战场实地采风，在两度采风的基础上，他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抗美援朝题材作品。

但巴金始终觉得写得还不够好。

他曾跟妻子吐露心声：“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阅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么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

最终，历时8年的沉淀，巴金将脑海里构思许久的情节付诸笔尖，创作出了小说《团圆》。

这部小说传递了巴金心中对志愿军的爱与激荡的心情，电影里的英雄王成则是巴金在朝鲜遇见的无数中国志愿军的高度概括。

对于现今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影片《英雄儿女》的名气远远大于小说原著。

连巴金也在观看完电影后写道：“……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一部分加得好……”

这要归功于抗大出身、经历过真实革命战争的武兆堤和毛烽，他们从自身经历推及志愿军战士们的所思所想。

经过两位编导的改编，《英雄儿女》从志愿军自己的角度讲述英雄事迹，并对此加以思考、接受、宣传，也更具有感染力。

在电影里，全团展开向英雄王成学习的行动，而文艺兵、王成烈士的妹妹王芳接到了创作任务。

王文清鼓励她去回忆、歌颂：“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纪念哥哥，歌唱英雄，也是电影后半部分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王芳熬夜赶完的第一稿，王文清并不满意。

他让小刘发表意见，于是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小刘：看到后面，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来。 王芳：我觉得确实写出了我的真实感受。 小刘：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王芳：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王文清：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通过王文清的批评，导演点出了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也是所有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歌颂英雄、赞美英雄到底是为了什么？

2020年，以《金刚川》打头阵的新抗美援朝电影拿下了11.26亿票房。

2021年，抗美援朝题材作品《长津湖》一举拿下57.75亿票房，成为中国内地票房总榜NO.1。

2022年，长津湖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以40.66亿票房占据中国内地票房总榜第八位。

这批新抗美援朝电影，都在着重表现战争的惨烈，歌颂革命先辈们的壮烈牺牲。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塑造国际战场上的中国军人，这也是当下中国战争电影正在努力的方向。

相较之下，1964年的红色经典影片《英雄儿女》则更侧重于宣传、学习英雄事迹，传递出来的是慷慨就义，从容赴死的豪迈。

王芳作为王成的妹妹，她的第一稿带有浓烈的个人感情，怀念起自己的哥哥便忍不住流泪。

更直白地说，第一稿就是王芳的自嗨式写作。

王文清希望王芳能跳出单纯纪念哥哥的私人情感，将王成的牺牲放在对身后中国百姓的爱与守护，对侵略者浓烈的恨。

借由影片里王芳之手，由公木作词，刘炽作曲，张映哲演唱的《英雄赞歌》唱出了英雄牺牲的动机：“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

唱出了志愿军战士牺牲的伟大：“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更对牺牲英雄们送上永恒的赞美：“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这一曲优美旋律和激动人心歌词融为一体的《英雄赞歌》，成为献给以王成为代表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永恒赞歌。

更是传递出无数踏上国际战场的中国志愿军的所思所想，他们舍生忘死，无非是为了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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