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

因为整部片没有什么高潮低潮，非常平淡又真实，它就仅仅是记录着，仅此而已。所以一部电影把它看成了一部电视剧那么长，分了好几次，心情来了就看，两三个星期才看完。 看完后有一些感受是比较明显的： 学生在班里可以畅所欲言，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会担心被受到评判而畏畏缩缩，虽然也有一些很内向的不喜欢公众发言。 巴赫曼如朋友般和学生交流生活、学习各方面的问题，课堂上有公开大家一起讨论，也会一对一私下交流想法，给予反馈。 老师之间也会交流学生的问题，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学生。（反观很多学校的问题：一个是老师之间不进行横向交流教学问题，没有合作，只是各自教授自己的学生，二是老师之间在办公室聊的大都是私人八卦、或是学生好不好管教听不听话服不服从，体现出来的是老师在对付问题学生，学生也是在应付老师以在学校求得生存，各自为营。） 讨论的话题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移民、语言障碍、性取向、宗教民族.... 很多户外活动，学生有机会与大自然、与外界进行亲密联系，有亲自制作的活动让学生体验到劳动和创造从无到有的奇妙之处。 我相信那次户外的生日会对全班同学都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鼓励学生去追问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不会强加灌输自己的观念，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自己的答案。比如在同性恋问题上，会追问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鼓励同学同伴之间的互助、参与性。 喜欢班级里面有书柜的布置，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籍，有沙发有床，学生可以舒适地选择自己的方式阅读。 巴赫曼身上有着一股智者的冷静、睿智、真诚、关心、责任的品质，这些都无声地传达到了学生的互动中、弥漫在班级氛围里。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非鱼，原文请戳：把自己视作打造另一个世界的人

并不是无知导致了从属状态（subordination），那些处于从属状态的人们实际上非常清楚从属为何物，他们了解他们的从属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无知。对于那些处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他们需要知道的，应该是他们是否自认为有能力自己去创建一个世界。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去了解我们以前无知的事情，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相反，我的意见是，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这样的人，即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将与现在这个令他们水深火热的世界截然不同。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

--雅克·朗西埃, 《无知的教育者：智力解放五讲》（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1987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育者》里描述的十八世纪法国教师Joseph Jacotot的“另类教育”，和今天德国黑森州北部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一位中学老师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有许多相呼应之处。

在Maria Speth新作217分钟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班级》（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里，我找到了理解今日德国的一些新的线索，关于教育（理念，制度）、历史、移民、家乡、种族观念等等。借助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们和巴赫曼先生的互动，我也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和德国及德语的关系。来到德国两年半，通过做中文教师兼职认识一些德国小朋友，在大学也接触到许多刚成年或毕业多年返校求学的德国同学们，我经常想：

如果我在德国出生长大，接受“德国式”基础教育，我会长成什么样呢？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找到一种回答：如果我有个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这样的音乐老师兼班主任，我的生命轨迹一定会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巴赫曼先生和学生课上的交流及课后的单独谈话，都直直戳中我很多困惑不安和自我怀疑的点。也许因为部分的我和那些初到德国不久的孩子们一样，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尽可能地适应融入新环境，也要妥善安顿思乡的情绪，变动引发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新语言新文化带来的恐惧与“水土不服”。

我从一些孩子身上看到初中时候的自己，也从巴赫曼先生的回答里感受到真诚相待与尊重的力量。如果我在少年及青春期遇到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可能不会延续“自虐”和“狭隘”到二十几岁，能够在十几岁时开启“认识自己”的路，更立体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我是谁？”，“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人身上有哪些闪光点？”“我为什么不喜欢XX，这种不喜欢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在中国南部小镇接受基础教育并在一座四线小城某重点高中接受“以高考为导向”的高中教育的我，在十八岁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在课堂上接触到“认识自己”有关的知识。当然，我遇到过很关注学生注重平等和交流的班主任、讲宋词时会忍不住掉泪的语文老师，也从一些老师那儿获得很多鼓励与（学业为主）指点，但是，也许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加上高考大省湖南的竞争激烈，多数老师会尽量避免花费太多心力进行学生的“情感教育”，而是专注在完成课堂任务，帮助学生“提分”。

在巴赫曼先生班上，成绩最好，功课几乎永远全A的女孩子Artenise也有我熟悉的“好学生焦虑”。老师让大家说自己的烦恼或缺点，Anastasia回答道：“我有时候没法好好照顾自己，早上不会好好刷牙洗脸。”听到这一回答，巴赫曼先生有些惊讶，这个总是微笑著、聪明、友善的女孩，也有“不会照顾自己”的一面，他请Anastasia详细说说。Anastasia说，如果功课没有按计划做完，或者某次小测试成绩不理想，她就会焦虑不安，会自责，会选择蓬头垢面“不梳洗”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巴赫曼先生继续问：“那上次数学测试，Rebia得了第一，你会不开心吗？”

Anastasia点点头。

“Rebia有机会得第一，你不会为她感到开心吗？平时都是你第一，这是她唯一一次第一。其他时候，可能都是她处在’不开心’位置。”巴赫曼先生试著换个方式问。

“不会！”Anastasia坦诚地摇摇头，否定道。

“好吧。今天的人啊！”巴赫曼先生轻声感慨，可能孩子们身上这种好胜心理，有些超乎他的预期。

我身上也曾住著一个“必须第一”的好胜心极强的人格，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安全感”与价值感的唯一来源。如果巴赫曼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会听到他说：“这份成绩评估单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份即时反馈，它不代表你，它只是一个数字。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你们无法被成绩界定。...”他告诉学生，你这次成绩是D+，因为你努力了，我看到你的进步，这个“+”是给你努力的加分。“评分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当老师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打分。”

如果遇到巴赫曼先生，我大概会更早意识到，“成绩”只是个体成长与价值感的一小部分，我不必也不应该用“成绩”来绑架自己，我需要培养更丰富的各种视角，认识自己和他人。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另一次触动我的讨论是关于家乡（Heimat），这堂课由土耳其裔，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德语老师带领。 跟随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意大利，再移民到德国的Ayman说，他想念摩洛哥，因为那儿有他的家人。 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女孩说，她的家人也都在德国，但她还是想念土耳其，想要“回家”，因为那儿有祖父祖母的墓地。

另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男孩说，他的家人都移民德国了，故乡也没有祖父母的目的，“地理上”来看，家人都在他的附近。但他的身份认同还是“我是土耳其人”，他也想念“没有家人”的土耳其，因为“那儿有不一样的土耳其人。”而在德国，“土耳其人”好像只有一种。

“家乡”用土耳其语怎么说？德语老师问。

想念土耳其的女孩摇摇头，男孩也摇摇头。

德语老师说：“你感觉土耳其是家乡，但是你不知道土耳其语的“家乡”怎么说。家乡是很有趣的概念......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现在已经在德国生活35年了，我还是不觉得德国是家乡。去土耳其，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属于哪里？是德国，还是土耳其？”...

这样分享式的讨论是珍贵的，语言课不仅仅是“单词和语法”，也是一种珍贵的、敞开式的跨文化交流，孩子们在交谈中了解身边同学的过去/困难/当下想法，也拓展自己对于“家乡”的认知与感受。对于土生土长的“德国孩子”来说，他/她们也许借此更理解其他同学的困难，不会再因为某个人糟糕的德语而恶言相向或是嘲讽欺负对方。 在学期末尾，巴赫曼先生也和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展一场关于性别，家庭，亲密关系的讨论。来自保加利亚的男孩Hasan说，不存在“好看又好相处的女性”（schön und nett），未来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家庭是很大的麻烦，女人是麻烦，妻子会要求自己做各种事情......

听著Hasan的“女性麻烦”说法，Stefi很不满，（非常有“女权意识”地）反驳道：“当女人遇到男人，才是麻烦的开始。男性才是麻烦，在家只知道享受，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妻子。”

巴赫曼先生提醒两个同学认真听对方的观点，了解“对立的视角”，并引导他/她们以友好、尊重地方式去“辩论”。最后，这场讨论以“潜在哲学家”Jamin对“论战”的点评作为收尾句：“理想和现实总有落差，我们设想的理想伴侣，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也许经历有限的孩子们会继续沿袭自己的思路，开始发育的身体，伴著开始萌芽的关于“异性/同性”的好奇与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至少，这一讨论可能成为他们诸多刺激的一种，让他们更包容地看待差异和“期望”的不对等。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社会学专业转向教育学/教师专业的巴赫曼先生，对于学校作为“机构”这一制度安排一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之后成家生子，迫于“生存”需求选择了做教师，一个他从未有过好感的职业。当老师后，他从最初的对“机构”的批判和无力感，到后来慢慢找到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微小）“教育改革”的方式。很长时间内，他被朋友视为教师群体里的“外星人”，因为总是尝试做一些教师“本职”之外的事情。而巴赫曼先生通过多年实践，越来越感受到这种“顺势教育法”的价值： 我和他们“共事”，而不是对抗他们。 I’m working with them, not against them.

上音乐课时，他发现，当自己弹奏一段复杂的吉他旋律，孩子们跟不上，就开始走神或是产生消极情绪。慢慢地，他学会“降低期望”，降低自己的和学生的期望，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教，顺著课堂的走向，引导学生们深入一些具体的知识点和问题，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和对事物的兴趣，并帮助他们和自己的兴趣点（唱歌，吉他，钢琴架子鼓等等）从专业的/情感的层面上建立更深的联结。

退休前和同事聊天，巴赫曼先生开玩笑道：“学校是我至今以来最长的一段“亲密关系”，我已经当老师十七年了。”在这段“亲密关系”，他遇到各种文化/家庭背景的学生，努力去理解每个人的独特点，兴趣点和难处，把班级这一由教育机构人为（随机）设定的“基本单位”，变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孩子们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归属感，也在其中慢慢探索自己。

没错，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说，巴赫曼先生的教育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很难做到类似德国十几个孩子一个班的“小班制”，也因为，老师没法只是用可量化的指标（成绩）去衡量“学生的进步”，而是把每个生命视为独特个体，立体地去认识和欣赏他/她，发现他/她（缓慢/微小）的努力和成长。

对教育者和学生而言，这都是困难的。但同时，这种“全人教育”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很可能比单纯“好成绩”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它也是没有终点的，无法“毕业”的终身学校。

长到25岁，我慢慢意识到，对我（或许有很多我的同类）而言，最不费力的是“好成绩”，最有挑战的是真诚地、投入地去生活、感受和经历。巴赫曼先生只有一个，我也希望成为小溪先生一样的教育者，结合我的经历思考与专长，去启发更多生命，找到属于自己“打开”方式和兴奋点，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尽可能地活得丰富和富于“原创精神”。

愿你也可成为你自己和身边人的巴赫曼先生。

Somer

6.3.2021

时间顺序 一天从早到晚 开场 凌晨 天还没亮 学生坐公交上学

进教室不说话练习 严谨 规则 细节 没睡醒再睡一会儿 人性化 集体和个体

固定镜头 直接电影 拍摄者不介入 不出现

工厂 制造 城市 间隔铺垫

祖国 土耳其 摩洛哥 巴西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亲戚 家人 老师在德国居住三十五年 身份认同的困惑 移民 找工作 语言问题 班集体互相帮助

相同的境遇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和出谋划策

家长会 学生家长老师 三人谈话 老师对学生的家庭很了解 弹唱 无拘无束

参观集中营遗址 看纪录片 老师们坐在学生中间 一起看ppt

不是老师给他们答案，老师引导他们，表达，或者让其他学生帮助补充

手抄报的展示和评价 学生进行

老师的初恋 初夜 前妻

两个女人相爱 恶心 追问 思考 交流

戴头巾

学生们的兴趣爱好 课外生活

阅读 培养习惯 老师和学生一起阅读

两个学生吵架时 先安慰一个 和另一个单独谈话时没有指责 给她陈述的机会 看在我的份上解释

日前，在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众多好评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终于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参加展映。众所周知，纪录片入围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殊为不易，而能以三个半小时的时长入围就更是难上加难。不仅如此，影片最终还获得了评审团奖，这只能表明其质量之高已经完全无需置疑。影片意旨丰富、层次多样，217分钟分秒都是精华，每一个完整的部分和段落也都构成了导演玛利亚·施佩特（Maria Speth）关于德国历史和当下议题的重要表达。

玛利亚·施佩特一直以来被归入“柏林学派”，在学术和评论界，“柏林学派”的电影“采取一种极端主观的视角对主题进行处理，旨在对社会状况进行一种普遍共通的刻画。”不过，“柏林学派”并不是像法国新浪潮那样的“运动”，也不是倡导某种特殊电影哲学的导演联合，它更多是让德语电影评论重新回归到德国电影中来，而该学派自90年代开始也的确在德国引发了关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社会意义的讨论。

在被归入到这一学派的导演中，最著名的包括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温蒂妮》）、玛伦·阿德（《托尼·厄德曼》）、安格拉·夏娜莱克（《我离家了，但……》）等等，近几年来，这些导演纷纷在欧洲重要电影节崭露头角，德国本国的柏林电影节往往是他们的福地。不过，“柏林学派”非常松散，很多被归入该学派的导演甚至不愿承认与这个标签有任何瓜葛，而更愿意强调自身的表达及其独特性。因此，“柏林学派”现在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玛利亚·施佩特这部作品同样很难也不必贴上这样一个标签，然而就“柏林学派”对社会的观察和探究而言，这部作品又可以说是和该学派某些作品的理念一脉相承。

玛利亚·施佩特2000年以来拍摄了多部电影作品，《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是她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影片将我们带到德国著名的移民城市斯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施佩特和影片主人公巴赫曼先生是多年的朋友，这种信任关系使得后者同意前者跟拍这个班级的教学情况长达两年。在这里，跟随父母从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保加利亚等欧洲各国前来德国的二代移民从零开始，由于他们每个人家庭状况不尽相同，德语水平和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就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巴赫曼先生作为他们的主管老师（教授多门课程），所要做的就是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和其他老师通力配合，让这些孩子能够慢慢融入到德语社区和环境当中，然后找到适合他们学力水平和意愿的不同等级的初中。

随着纪录片的逐渐展开，巴赫曼先生和几个学生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观众也随着施佩特的一点点捕捉孩子成长的点滴。虽然并没有像今年柏林金熊奖作品《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那样，用完全不同的材质去拼贴出一个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激进表达，但《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同样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影片，只不过施佩特是将这些观念掰开揉碎放入到巴赫曼先生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将现实与历史勾连起来，形成了某种历史社会学调查。关于怎样讲述德国历史才能更加生动，才能摒弃那些陈词滥调和不甚体面的感动，施佩特做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范例。

在影片中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由二代移民构成的班级前往当地博物馆参观，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斯塔特阿伦多夫的历史情况：这座移民城市原名阿伦多夫（Allendorf），在1933年纳粹接管之后这里建成了两座大型炸药工厂，二战爆发之后，纳粹又把被占领国工人强迫输送到这里进行劳动，并为之建设了集中营。通过这样的段落，施佩特不仅表明斯塔特阿伦多夫的强迫性移民历史与当下移民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是在暗示德国有义务和责任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显然，对施塔特而言，片中的巴赫曼先生所要做的也就是要拨乱反正，彻底颠覆从前移民在此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直到影片后段，我们了解到巴赫曼先生本人也并非土生土长的日耳曼人，而是被纳粹强迫改姓的波兰裔劳工的后代。

从这个角度上说，巴赫曼先生这个国族混杂的班级（包括他自己）首先是一段痛苦历史的延续。不仅如此，这个班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浓缩版的德国社会：在某些段落里，学习成绩成为一种“阶层”，移民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而受到班里本土学生的嫌弃，巴赫曼先生希望能有人对其给予帮助，但一个本地男生表示拒绝，认为对方考得不好是她自己的问题，与他人无关。从这里我们也多少能看到一些排外和自利的萌芽，巴赫曼先生则严厉指出，作为一个班级应该团结一致，帮助刚刚来到德国的同学。在这里，施佩特其实是借巴赫曼先生之口传达出了她自己关于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也是暗中驳斥了德国右翼在难民/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扇出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片中，巴赫曼先生的班级更像一个生活空间，一个大的家庭，而非一个完全一板一眼有严格纪律的、普遍意义上的班级。这里有休息和娱乐的空间，学生可以在教室里的沙发床上睡觉，也可以随着巴赫曼先生一起演奏乐器。教师跟家长之间也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在很多段落里，巴赫曼先生都和家长、学生二人共同对话，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给出最好的升学建议，甚至给家长和学生以最大程度的鼓励。巴赫曼非常善于营造良好舒适的环境，而这对于一个国族成分极其多样化的班级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才能走向融合、理解而非对抗和分裂，教龄将近20年，现在已经将要退休的巴赫曼才得以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最大程度地接收到他的善意。

对巴赫曼先生而言，与其说课堂或者教学空间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树立最重要、最基本价值的场所。影片后半段，施佩特让影片渐渐脱离历史，镜头中的巴赫曼开始触及当下欧洲以至世界范围内的诸多议题，比如点燃关于性别平等和婚姻观念的争论——男女学生两方不断论辩两性对家庭的贡献，并且逐渐体认到对方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重要角色；而在关于性向的争论中，巴赫曼先生反复追问“为什么两个女人不能相爱”，迫使学生动脑思考、进行思辨。在这些过程中，这些二代移民缓缓地构建出一套如何对待他人、如何认同自身，如何看待性别、民族差异的基本价值，而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孩子而言，这种思辨性的人本主义教育显然将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是一张欧洲社会议题的详尽试卷。它测验的对象首先是德国人，但影片考验的更是所有看过它的观众：它敦促你思考如何在这个价值驳杂的世界当中找到不变的善良与正义，敦促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至少仔细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更好”。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碎片化观影时代，人们越来越难花100分钟左右，去完整地观看一部电影。毕竟各种短视频在疯狂抢夺注意力，如果只要10分钟就能“吃下”一部电影，又有多少人愿意多“浪费”90分钟去把它看完呢？

但我始终认为，真正好的电影值得我们耐下性子，放慢脚步，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沉浸地去感受它的可贵。《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在这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德国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个20人左右的小学班级，分别来自12个国家的二代移民儿童，如何在老师巴赫曼先生的教育和引导下，冲破语言、种族、宗教、历史的隔阂，建立自己最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部影片不仅让观众看到一位亲切负责的老师，更让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

01 “你学不好怪谁呢”

在小升初之前的一次重要测验中，巴赫曼先生班里有四位同学得到“F”，面临升学危机。他提议成绩好的学生一对一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同时他向其他老师请求，给这四位同学一次重考的机会。

但有个叫Jamie的孩子表示反对，他认为大家都是一起学习，“你学不好怪谁呢？”并以此拒绝帮助其他人。

巴赫曼先生并未斥责他，也没有以老师的身份“命令”他帮助别人，而是分析这四位同学成绩差的原因。他们才来德国不久，听不懂德语，也不会英文，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他让另一位曾因语言不通而备受欺凌的学生讲述经历，那个孩子度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直到学会德语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最后，巴赫曼先生提到Jamie的父亲刚移民到德国时，曾因语言不通面临谋生困境，他当时应该也希望得到身边人的帮助。至此，Jamie终于理解了同学的困难，也渐渐卸下内心防线。

整个过程，巴赫曼先生没有评论Jamie的观点是对是错，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他，设身处地去感受别人的处境和艰难，并以此建立一个孩子的“同理心”。

这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女儿的教育是否存在问题。当她不想跟其他孩子分享玩具时，我只是简单批评她不能太自私，而不是耐心地帮她分析原因。当她看到其他孩子有困难，没主动提出帮忙时，我只是粗暴地教育她要多关心别人，却没有站在平等的视角，去跟她讨论这件事为什么必要。

我们总是指责孩子自私、缺乏同理心、不尊重人......其实大多数时候，身为家长或老师的我们，只是甩给孩子一句“你应该”“你必须”，而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如果推导出来的，孩子自然就不愿按照大人的话去做。

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像巴克曼先生那样，允许孩子自由表达观点，不必急着去否定，多用点耐心去引导他们学会共情。发自内心地尊重并理解他人，这对每个孩子来说都至关重要。

02 “这对我来说很恶心”

提到“同性恋”这个话题，班里一个叫Stafi的女孩表现出强烈反感，她认为“这不是正常的爱情”。巴赫曼先生试图用身边朋友的例子解释“同性恋也是正常人”，但Stafi不停地重复“这对我来说很恶心”。

女孩说不清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处在社会惯性意识中的她，也许只是听某个人发表过类似观点，便顺理成章地以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巴赫曼先生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而是一直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恶心？他们也是人类，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会恶心？

女孩无法给出回答，但坚持自己的看法。巴赫曼先生没放弃，继续追问：“你害怕别人与你不同吗？你有恶心的感觉吗，生理上的还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在老师温和的引导下，女孩思考片刻后回答，“我不知道”。巴赫曼先生点头，“嗯，这比刚才要好。”

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所属的群体才是正常的，凡是与自己不同的，都应该被划为“异类”。

正如我曾看过的一段话：有人问，一个女孩有纹身说明什么，是她有故事，还是性格开放？答案是，说明你有偏见。

“偏见”会把我们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以为自己见到的就是全部，成年人尚且如此，对孩子的影响更不必说。在巴赫曼先生看来，“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代表另一种“知道”，让孩子在未来人生中遇到不确定的事物时，多一点思考与审视，不再那么急着给出自以为正确的答案。

世界是多样化的，很多问题也不是非黑即白，相比直接教育孩子“不要有偏见”，巴赫曼先生这样一步步引导，让他们在沟通中学会自己判断和思考，或许更为重要。

03 “我想当个理发师”

巴赫曼先生班里有个叫Hasan的男孩，他很喜欢拳击运动，但谈到未来的理想，他说自己“想当个理发师”，原因很现实：即使天气不好，也可以待在理发店里，那是个有庇佑的房间；剪一次头发挣10~12欧元，每天剪10个人，生活就能维持下去......

巴赫曼先生表示“不赖”，但建议他可以考虑成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不仅因为他有天赋，更因为那是他的热爱所在。

Stafi喜欢唱歌，但总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巴赫曼先生鼓励她，“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我是认真的。”家长交流会上，Stafi爸爸不支持女儿的音乐梦想，巴赫曼先生鼓励她在爸爸面前演唱一曲，并坚定地认为“Stafi当然有可能”。

这让我想起国内一位非常有名的语文老师——郭初阳。郭初阳被称为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人物，在他的课堂上，永远不止于书本上那点知识，他鼓励学生思考、拓展、勇敢做梦，不要被功利阅读所束缚，在成绩之外，更重要的是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底子”。

学生曾说，他们从郭初阳老师那里，得到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遵从内心的勇气。这让他们敢于追求真正热爱的东西，并且放大自己的勇气，在无数个人生岔路口面前，少一份纠结，多一份坚决。

其实，无论是影片中的巴赫曼先生，还是语文老师郭初阳，他们的可贵之处都在于给学生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他们不会像其他大人一样，着急做一个判断、求一个结果，而是用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它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不被定义的人生之花。

写在最后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是个举足轻重的话题，特别是“双减”政策之后，人们更加关心：孩子未来由谁来教？应该怎么教？

我们常说，希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但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至少为我们——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

教育不是一场“句号式”自上而下、充满结论的告知，而是一场“问号式”的引导和探索。

扪心自问，面对孩子，我们是否总是居高临下地做裁判，然后直接塞一个结果了事。但是，总有一天孩子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结论就能解决的。

比起结果，引导孩子在交流、沟通、分析、探索的过程中，学会尊重他人、摒弃偏见、追求热爱，最终成为真正的自己，才是更重要的。

巴赫曼先生的课堂就像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即使纪录片的镜头不去刻意捕捉，难民、宗教、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性少数群体也很容易就天然地成为学生们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些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更别说他们还是一群身处漩涡中心的小孩。面对这些复杂的议题，巴赫曼从来没有畏惧过让他的学生暴露其中，也从不试图将矛盾的解决交给时间或权威。这一双双涉世未深的眼睛，有时候反而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整个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当学生之间发生冲突时，巴赫曼先生总是会淡定询问每一位当事人“为什么”，而他得到的第一回答也总是类似于“我很生气”、“我觉得恶心”这样的情绪或观点。这个时候他总是会继续追问“为什么”，而学生们也开始变得抗拒。有的人顶不住压力，开始正视自己的情绪其实来自于此前一段与对方不愉快的回忆，或是心中有一份与之无关的愤怒亟待发泄，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爸妈就是这么说的”，但更多的人则是坚持“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觉得生理恶心”。没想到的是，巴赫曼对此依旧不紧不慢地进攻，“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回答我到底为什么，如果是你父母，那他们又是为什么要那样说”。此刻学生们终于恼羞成怒或开始蛮不讲理，巴赫曼也终于停止逼问。但你会发现，此时许多人的脸上已经多了一丝自我怀疑和理亏。

“生理恶心”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结案”的正当理由吗？

A讨厌榴莲，因为A的嗅觉感受器在接收到榴莲气味时身体就不受控制地产生排斥反应，这种反应在A知道什么是榴莲时就已存在;

B讨厌C，看到C时的反应就跟A闻到榴莲一样，所以B也将这种讨厌名正言顺地归咎于“生理反应”。但事实上B在第一次见到C时相处甚欢;

D讨厌E，并且坚称在第一眼看到E时就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但真相是第一次见面时E的相貌、举止或气味让D将其与某个事实关联到了一起。这个事实可能是D某次糟糕的经历，某个为自保而从众的瞬间，也可能是某个D所信任的人或权威发表的一个观点，某条新闻的报导，甚至可能是某个D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谣言，或者，单纯就是D在那个时刻的一种情绪；

F讨厌G，并且给出了为什么厌恶G的一整套逻辑和推论，列出了某标准下G的种种罪状。F不在乎这套逻辑和标准的适用范围，不在乎它们最初被提出的动机，也不在乎其推论是否能被证实，更不在乎ta是否有用同一套逻辑对待自己和其他人。其实F在第一次接触G时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ta们是如此的不同，F无法参照任何已有的经验来对待G，便只好拼命将其往熟悉的框架里套。最终F决定参考上述D的联想，果然就找到了一堆讨厌的理由，并开始说服自己最初察觉的“不对劲”便是来自于此，自己并不是因为受到情绪的波及和别人的影响才作出判断，自己没有处于任何道德理亏。在一遍遍的自我逻辑强化后，F真的开始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才讨厌G，否定了这个逻辑就是否定了自己。

上述的每一种“生理恶心”都可能是真实的，背后也都有其逻辑和标准作支撑。但逻辑并非不可辩驳的事实，经验也不是无法挑战的真理。到这一步，还远不是你打破认知、认识事物本质的终点。

为什么不能就当B、D、F和A是一样的，为什么巴赫曼先生一定要对尚不懂事的学生追问到底呢？

因为这些事实日后不仅会将人类和他的仇人分化，也将分化他的亲人、朋友和同胞。这种自我诘问至少能让你在选择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放弃了他们。

与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相比较，本片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教育领域的异域风情，曾经作为短期教育工作者的我，觉得国内教师也有好坏之别，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教育机制的定势有着不可抗力的政治统摄。教育局给老师下发的授课模板及质量测评等等规定，使老师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地在教育工厂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

《巴赫曼和他的学生》更像一部文艺电影，摄影构图、场面调度都很美，虽然容易让人看得进去，但确实有些冗长。巴赫曼先生和学生们的亲密关系是令人感动和倾羡的，很喜欢先生的理智、耐心、幽默、友爱，他总是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自己说出答案，时不时发出一些幽默风趣的自嘲。同样也很喜欢该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体育、数学、艺术、美术等以及一些课外活动，如骑马郊游、篝火生日派对、户外爬树、雕刻体验等，课堂更多时间是在互动讨论中完成的，老师板书讲述少之又少。虽然该校也注重学生分数，但影片里巴赫曼先生也告诉了学生如何对待分数：分数像摄影一样只记录了人生短暂的一瞬，但无法决定整个人生，而在国产纪录片《高三》里的老师们直接就告诉高考分数就决定学生们的人生。导演如实地记录了该校的日常授课情景，直到升学散伙，大家始终在欢笑中度过。虽然学生也有犯浑的时候，但耐心和宽容会自然而然将其驯化，巴赫曼虽然只是位普通的德国老师，但他是个真正值得可敬的教师。

精彩情节：巴赫曼先生唱的完整的一曲《Rottweil》确实很好听，可惜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巴赫曼的原版。另一个就是巴赫曼先生喜欢戴不同的帽子，最后却戴着学生送给他的那款保加利亚款帽子定格，背对着镜头抹下眼泪。

另外我很喜欢巴赫曼先生引导学生明析一些富有人文情怀的事理，如讨论同性恋，让学生互相体谅，宗教包容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历来受到国产教育的回避，但老师其实也完全有时间给学生简单带上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