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回忆

对一个演员说，“你演傻子演得真好”，不管语气多么缱绻柔婉，听的人也很难觉得是种夸赞罢。而展开韩国电影这十来年黄金时代的一本大书，看到《色即是空》里的学生们你忍不住笑，《傻瓜》里的车太贤你忍不住哭，《马拉松》里的曹承佑你忍不住感动，《光脚的基丰》里的申贤俊你忍不住敬仰，你终会忍不住衷心感叹，韩国人演傻子的确有不凡的功力。

《杀人回忆》里的傻子，诗意地栖居在一片梵高笔下的金色稻田，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又是什么都知道的人。如果有人愿意对他付出耐心，挖掘只有他看到的那个雨夜的秘密，也许这部影片将在15分钟内结束。可惜韩国80年代的广阔稻田容不下他这一个傻子，男人们拿他取乐，女人对他不屑一顾，警察甚至想用他的命为他们自己的无能买单。傻子死了，人们想知道的秘密也从此永远成谜。

现实中的这件连环杀人案，是牵动了30万警力和3000个犯罪嫌疑人的韩国第一大案，也是第一悬案，韩国政府甚至试图修改法律来延长诉讼期限，以延续对罪犯的搜寻。导演没有选择用充满恐慌和鲜血的口吻来复述这个故事，更没有把它套进好莱坞或者东宝的惊悚悬疑，他选择了让傻子头顶灰色调的天空，执拗地暗示回忆和神秘的色彩。于是，哪怕后面的故事再荒唐错乱，影片也能不管不顾地在这片天地里发散出它独得其趣的怀旧之情。

朴探员不是傻子，是警局里的红人，这个小乡村里最年轻力壮的警察。然而，朴探员也不是个聪明人。他只有初中文化，他断案靠的是令人绝倒的想象力和来自外太空的灵感微光。一个智力平平的人总会把自己解决不了的包袱扔给另一个更傻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正好又缺乏情商，又被委以重任，掌握了生杀大权，他就会是另一个杀手。杀手杀人，要顺天时，借地利，穿林冒雨，东守西伏，染一身仆仆风尘，未必有所斩获，末了还要销踪灭迹；朴探员杀人，只需几句诳语，一番恶言，几套拳脚，一篇报告，而且不用自己动刀。孔子说，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朴探员笔端和语言并用，谈笑间便可杀一人，做他这样的杀手，比那个黑暗中的连环杀手自是远为省心省力。

大学生苏探员来到这里，不带半点首都人的骄气，却带来了难得的一腔认真和正义感。然而，一个颠倒的社会，自然是将原本就是傻子的人的行为进一步地升级与恶化，而聪明的人被弥漫的傻子逻辑所排斥，聪明的行为也很难得到施展。或许他们比傻子付出多几倍的努力，结果却和傻子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是不是也是傻子的行为呢？不能破案的焦躁闷烧着苏探员的心，让他，最理智的化身，也险些做了个杀人者。

一个容不下傻子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好国家。一个容不下傻子的国家，会把正常的国民变成傻子。80年代的韩国处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本该维持治安的警察被独裁政府调去弹压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宁静的乡村时常有凄厉的警报划破长空，孤独的女孩们走在美丽的田间路上，没人为她们的生命献上祈祷，只有她们的父母在冰凉的坟冢上放上花环。颠倒的社会，用暴力和政府进行交流的人民，用暴力和人民来交换意见的政府，把暴力转化到任何一个普通的第三者身上，都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独裁下的社会，人民如风中芦苇朝不保夕，即使圣洁的心性也会做出变态的丑行，最懦弱者也会亮出最狰狞的拳头。在军政府眼中，哪一个普通人不是蝼蚁一样的傻子？哪一个平凡人不可杀？傻子的命在探员们眼里一钱不值，而示威者的命在军政府眼中又价值几何？所以，杀手究竟是谁，在这部影片里已经并不重要了，发生的一切在不断提醒我们，回忆是双向的，当杀手回忆着自己杀人往事的同时，警察们也在回忆自己曾是“杀手”的荒唐岁月。

多年以后，物是人非，朴探员这次倒是傻得尽心尽力，终于把老相好娶做枕边人，有了一个温暖家庭。人人都在杀人的岁月，一去不返。导演并没有把这句话明白托出，而现代敞亮的图景，重新变暖的色调，已经完成了表达。当岩代太郎的音乐响起，钢琴的敲击懒沓而幽沉，十多年风雨之后的探员重访故地，已是一颗古井不波之心。颓坐在田埂上，小女孩一番无心的话语，本应有些怅然的；而回首处稻浪翻波，苍空无言，倏然间青年时代颠颠倒倒的百感在心间乱云飞渡，一张钴蓝与金黄拼缀的白卷，明知再用心力亦不能写下任何结果，只好把一切放低在这时空里留作回忆，留作一部有始无终的青春残酷物语。

鹆彼飞隼，载飞载扬。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时间给回忆洗去了懊恼与惶惑，加上一点点忧伤和内疚的色彩，这样的心情，教人不复忆起当初的忐忑，而只能以一眼的茫然相对。原来，那是无关努力，无关真相，无关结果，一段我们都保留着一页的——杀人回忆。

　　一、蒙眼的正义女神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暴乱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奉俊昊的电影充满隐喻]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在奈特•沙马兰导演的“天兆”（Signs）中，当麦田圈大面积的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只能瞪着眼睛，守着电视，看着外星人的飞船一片片占据了天空，尖叫着四处奔逃。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纷纷聚集在教会、教堂、寺庙，电视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的弱者打败了站在错误一方的强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神话”，换言之就是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自己是那个击败大人物的英雄，毕竟那些都是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诞生的英雄数量在历史中，肯定要远远少于死于邪恶魔爪下的人，更多冲锋陷阵的人都是充当了寂寂无名炮灰。所以，绝对的说，面对危机我们该祈祷还是反抗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不能说“奥罗拉公主”中郑顺贞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更何况她杀的一些人实际上罪不至死。我想，导演更多的还是想表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

 

　　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观念，还是“世界大战”（Warof the Worlds）中那个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码头工人雷•费瑞尔形象。费瑞尔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但这并没有增加他责任心，他仍旧整天游手好闲，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当外星人来袭，他只得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涯。在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争吵和信任危机，儿子离开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则孤注一掷的守着女儿，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费瑞尔心中对女儿的责任感被唤醒。为了女儿，他杀死了那个精神失常险些暴露他们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儿后，急中生智的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塞进外星人的内核。在外人看来，这是英雄事迹，而对他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护女儿。

 

　　战胜邪恶这个信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理想远大但是遥不可及，但是守护家人是很多人都会去做，而且常常会因此创造奇迹。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时，局长曾经问他，有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写笔供，让他看到底哪个人是罪犯。导演并未让朴多曼作出判断，就像那个无法结案的连环杀人案件。

 

　　有些真相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人们能做的不是去追究无谓的结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像“天兆”中，儿子的哮喘、女孩的洁癖还有母亲的去世都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情，很多结果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像那个保护女儿的父亲那样尽力而为，看看生活给我们怎样的答复。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488982/

头天下过雨，地上满是泥泞，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嬉笑着追逐那辆优哉游哉使过去的破烂车。有风吹过，卷起了麦浪，探员抽着烟坐在车后头朝孩子们挥挥手，随即又朝他们比划拳头。他更像是马上要去田间耕作的农民。而悠闲的背后，下一个镜头却是路旁的水沟，一具爬满了虫子的女尸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躺在石板下，阳光照不到那里。

故事的开头足以让人震撼。你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关心，这样一个偏远而贫穷地方究竟发生过怎样的罪恶。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山村，不过是一起强奸杀人案。这里没有多少人念过书，也没有多少人去过城里。警探希望能快点结了案，嫌疑人有的是，随便挑一个最猥琐的一定就是犯人，最重要的是炸酱面外卖别忘了给收据。
如果案子不是这样接二连三，手段残忍，越来越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可能这起案子会同之前无数冤假错案一样，草草了事，再无人问津。终于，迫于压力，警署改组，来自汉城有大学文凭的苏探员终于使案情有了点眉目。他不像原来警署中的莽夫，那些人只知道看着美剧憧憬FBI，实在不行便假造证据，甚至求神拜佛只求灵光一现。苏探员冷静细致，观察入微，他受过真正的训练。
然而，他福尔摩斯附身了吗？又或者表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朴探员最后逆袭成功终于在关键时刻灵光乍现？悬疑片不是都这样么？随着案件的层层推进，一对开头别扭的排档，最后强强联合，一个提供敏捷缜密的头脑，一个提供惊人的直觉和矫健的身手，最终将凶手缉拿归案。那果然是一个早就出现在剧中但又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他背后有着发人深省的伤痛，或者是一个目空一切的高智商的变态。

如果那样便不是经典了，顶多算是有些平庸的意外结局，或许让人拍案叫绝，但终归转瞬遗忘。而这个故事中，全剧唯一的反转只在两个主角间性格的转变。而这也并没有让人瞠目结舌，乾坤扭转。没有剧情的急转直下，没有隐藏已久的秘密被揭穿。一切就那么顺其自然的走到最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虽然说是取自真实，但有多少人敢拍悬疑片到最后凶手连脸都没有露一个？不要说露脸了，到了最后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接近了真相半步。有多少人能把一桩无头案拍成这个样子还让人大呼经典？如同挖了个坑让观众跳了，跳下去的人还拍手说这坑挖得真是好。
是啊，试想如果是一般的犯罪推理，柯南附身的主角永远可以在犯罪现场进行完美的演绎推理，虽然足迹被雨破坏，但仍能够从其深浅程度判断罪犯的高矮胖瘦。脚步凌乱，说明罪犯在作案时紧张慌忙，他可能长期蹲守在荒野之中，然后等待雨夜随机作案；脚步稳健，说明凶手有过硬心里和长期的训练，这种人在村子中不多，说不定他在作案之前早就跟踪受害人多时，了解受害人行踪；脚步时深时浅，还说不定凶手是个跛子……可是这些警员们不是都查到了吗？他们已经掌握了凶手足够多的特征。凶手是精神失常的，于是他们抓到了个傻子；凶手是偏爱红色的变态，于是他们抓到了大晚上来手淫的红内裤工人；凶手作案的时候电台都会放同一首歌，于是他们抓到了点歌的小白脸。而最后这个小白脸更是符合凶手的一切特征，他刚刚退伍受过训练，可以不动声色地杀人；他手掌细腻如女人，符合山上女人的证言；他长得帅，同傻子说的一样；他在雨夜点歌，他甚至没有不在场证明！可是，最后的一纸DNA鉴定便将一切都推翻。
这很正常。韩国几乎每个男人都要入伍，手掌细腻的人千千万，而这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杀人犯才偏爱雨夜。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白瞎。
这便是区别。
柯南们能够从嫌疑人裤腿上的泥巴推断出他走过哪条路，因为受害人走过的路永远能使人粘上附近工厂排出的带有特殊化合物的黑水，又或者是刚翻新的红色泥巴。柯南们可以从犯罪现场找不到yin毛推断出凶手阳痿，可以猜出凶手根本就没有实施强暴而是在一边自撸之后向受害者灌入精液，然后下一秒一个阳痿外加童年被猥亵过的猥琐男人就会出现。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引诱犯罪，雨夜里的红衣女警绝对可以逮住这个心狠手辣的变态。需要什么DNA鉴定？需要什么鉴识科室？只要朝着最不可能方向走，前方就有凶手等着你。
只可惜，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凶手不是有洁癖的高智商犯案，也没有任何高科技手段。他只是在雨夜伺机而动，甚至说不定是一时兴起。他从来没有愚弄警署。没有声东击西，没有妨碍查证，甚至对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证也没有杀人灭口。除了不自首以外，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他只是简简单单地作案而已。他没有藐视过任何人，只是单纯地享受雨中强暴杀人的快感。
这就是真实，黑灯夜雨，穷乡僻壤，凶手作完案后便拍拍屁股走人，他们不会玩任何游戏。
警员们每一次都看似接近真相，但又根本无理无据。柯南中能够由受害人指甲中的皮屑进而找出身上带着抓痕的凶手，而这样一个故事中即使是有了犯人的精液也无济于事。
更不要说仅凭傻子的几句话了，他的话或许能够作为线索，但永远不是证据。所以，傻子就算是没死，凶手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很显然，让傻子指认嫌疑人是否是凶手还不如多送点DNA去美国。

故事的最后，那看似随意却让人幡然醒悟的对话，那定格在最后神色复杂的脸，成为了全篇最为精华的部分。

你看，十几年后，阳光依然耀眼，风一吹，麦浪翻滚。那条乡间泥泞的小路边，仍然保留着原先的沟渠。
我伸着头往里面望，看到阴影那边明晃晃的太阳。
有个小女孩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我只是想起了过去。
你扑闪着天真的眼睛望着我，十几年前，也曾有个女孩跟你差不多。
我很想告诉一个故事，名字不叫《警探回忆》或者《刑事案件回忆》
而叫《杀人回忆》。
你问我是谁？
我是故事中的主角，
虽然戏份比任何配角都少。